日本足球的无血缘归化经验：文化认同比能力更重要

引言：再谈归化

自从2018年年底中国足协正式推出归化政策以后，舆论界就始终围绕该政策产生各种各样的争议，究竟是对是错，是利是弊，众论纷纭、难以评说。

但事实上，从世界足坛的整体角度来说，归化早就成为了主流行为，反而不归化才是少数派。都不说“归化球员”走进中国大众认知的现在，就是在已经15年前的南非世界杯上，不使用移民球员的也仅只剩下朝鲜、南非等少数国家，在该届世界杯上，有23支球队使用了145名拥有移民身份的球员，占到参赛球员总数的19.7%。而现在，这个数字只会更高。

使用归化球员是全球主流

任何成功的政策，都会与其效应地区的地方特点结合，不可能全世界一致，归化球员政策也不例外。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欧诸国和东亚日本的归化方略和风格都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欧国家一直以来都是足球强国，他们依靠源源不断地归化球员，愈来愈稳固自己的足球强国地位；而日本在足球方面是后发国家，实力羸弱，也正是通过成功的归化政策大幅提高了国家队成绩，并且于1998年首次杀入世界杯正赛后成为了世界杯常客。

从我们国家的视角来看，研究、辨析足球强国的不同归化政策的各自特点，也有助于我们审视和改进我们自己的归化政策。

日本足球的归化政策能够给中国带来很多启发

日本：归化“突围”

欧洲人的归化政策颁布得早，已经形成了十分成熟的产业链，并且，欧洲的归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殖民地和大量外来族裔，同时也需要双重国籍法案做政策背书。这三个条件都不是我们所处的东亚社会能够满足的，日本社会当然也不能满足。

但是日本依然能够突破这些困难，成功地推行了归化球员政策，并远超预期地完成了归化政策的预期目标，同时，日本足协又将归化球员的范围和力度放在了一个完全可控的水平上，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扬长避短，几乎没有引发任何欧洲国家归化中不时出现的文化冲突问题。所以，日本归化整体来说，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欧洲的归化政策依赖于双重国籍法案做背书，齐达内就是双国籍人士

日本的归化球员跟中国类似，主要分为血缘归化和无血缘归化，其中有血缘归化和中国几乎一致，而日本在无血缘归化球员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则都与我们的无血缘归化政策不同，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重点。

日本的无血缘归化有两大另类性。首先是高度强调文化认同，其次是极具创新性的青训归化。

日本足坛名宿——原籍巴西的归化球员拉莫斯（图源：腾讯网）

日本归化政策特点一：高度要求文化认同

日本归化将球员本身对日本的文化认同性放在最高的位置上，不会只考虑能力因素，日本人倾向于归化那种在文化上愿意且能够融入日本社会的球员，让归化球员“去雇佣兵”化，哪怕该球员能力不足。最早一批归化日本的球员拉莫斯-瑠伟甚至是业余球员出身。

拉莫斯1957年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州的内陆小城门德斯，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他没有受过系统的足球训练，一直混迹于巴西低级别的地区联赛，靠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70年代正是巴西足球如日中天的时候，而此时的日本还没有职业联赛的概念，一名普通的巴西低级别联赛球员都能在日本足坛“大杀四方”。为了增强联赛水平，时任日本足协主席平井富三郎号召日本的各大企业队去巴西挖掘强力外援。

上世纪下半叶的日本足球其实并不强

拉莫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机缘巧合来到了日本，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对此直言不讳：“我一开始去日本，就是为了钱。”但日本当时给外援的工资并不高，只是比拉莫斯踢巴西地区联赛的母队高一点而已，拉莫斯出国踢球这一决定甚至还在当时受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但是拉莫斯在日本很快就形成了文化认同，一方面因为他本身也不算强力球员，且带有一定巴西底层社会打拼上来的奋斗基因；另一方面也在于那个时代刚刚开始引进外援的日本无法提供足够的外援配套工作。

因此拉莫斯来到日本之后，认认真真学习了日语。恐怕正是因为慢慢学会了日语，才让拉莫斯有机会真正融入日本社会中。

80年代末，日本足球开始迅速发展，并诞生了很多文艺作品

拉莫斯渐渐地变成了日本人，他爱上了一名日本女人，很快结婚，并且在日本生下了自己的孩子。1988年，拉莫斯的居住时间和日语水平都达到了日本国籍法中获得日本国籍的相关条件。虽然确实有日本足协劝说的因素，但80年代的日本还没有形成政策性归化足球运动员的风潮，所以拉莫斯选择加入日本更多是他的主动选择。

1990年北京亚运会，已经加入日本国籍的拉莫斯完成了日本国家队首秀，1992年，拉莫斯帮助日本国家队获得了队史首座冠军金杯——1992年亚洲杯冠军。

拉莫斯一直在日本踢球，于1995年38岁的高龄退役。退役后的拉莫斯仍然留在日本足坛工作，先后担任过球队教练、俱乐部经理、足协顾问等职位，现在开设了一所足球学校，为日本青年队培养人才。如果有人攻击巴西归化球员都是为了钱的雇佣军，但拉莫斯用实际行动免疫这种嘲讽。

归化球员帮助日本拿到了队史首冠

拉莫斯之后，日本又从巴西归化了吕比须（原名洛佩斯）。吕比须是真正改变了日本国家队的归化球员，出身于圣保罗青训的他在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上6场3球，带领日本国家队首次突围，进入世界杯正赛，并且助攻完成了日本国家队的世界杯首球，从此之后，日本从未缺席过一届世界杯正赛，吕比须是日本国家队辉煌的真正开始。

吕比须的情况和拉莫斯类似，他出身寒微，最初因为薪资来到日本，之后在日本结婚成家，归化日本之后也定居在了日本。退役之后，吕比须也辗转多家日本俱乐部执教，可惜不成功。

日本归化的巴西球员吕比须（图源：百度百科）

而在拉莫斯之前的真正的日本归化开创者——1970年就归化加入日本国籍的内尔松-吉村（原籍巴西）直接选择了在日本落叶归根。当他于2003年在日本去世的时候，没有人再认为他是巴西人。

无论是拉莫斯，还是内尔松，甚至是吕比须，其实净实力都不算顶级球员，日本也并没有为了归化他们花费重金。日本足协不搞雇佣兵政策，主张引进文化认同感强的球员，希望归化球员真正融入日本社会，这是日本无血缘归化政策能成功的基础。这些无血缘归化球员不仅球员时代为日本国家队做出突出贡献，退役后依然留在日本持续工作。

拉莫斯在接受巴西《圣保罗页报》采访时说，自己已经不打算回巴西，日本已经是家乡。

吕比须在接受巴西《环球体育》采访时说，能被日本归化是自己的荣耀。

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了归化性，归化对于他们，已经变成了海德格尔式的“上手”状态。

日本足协坚持文化认同归化

日本归化政策特点二：青训型归化

日本早期的无血缘归化还处于“买成品”阶段，但随着日本足球青训体系的提高，自从90年代之后，日本的无血缘归化就转向了青年引进，实现了彻底的欧化——西班牙的阿尔坎塔拉、意大利的若日尼奥都是青少年时代就被从巴西归化到欧洲大陆，通过欧洲大陆的青训体系变成职业球员。这是日本足球现代化的一环，日本最知名的归化球员三都主就是青训归化的产物。

1993年，日本海外球探在巴西南部城市马林加发现了这位名叫桑托斯-亚利桑德罗的小孩极其具有足球天赋，于是在与其家人商议后，直接把还在初中阶段的桑托斯带到了日本，以三都主为日语名安排到了日本的学校留学，并接受了日本的足球青训。

日本的青训型归化球员——三都主

在日本上完学，在日本接受了青训，青训完成后又成为了日本俱乐部清水鼓动的球员，于是三都主也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归化，成为了日本人。

更早地来到日本让三都主融入日本社会的速度比其他归化球员更快，三都主喜欢吃鳗鱼饭和日式和牛饭，之后也同样在日本成家生育，完全融入了日本社会。

若日尼奥是意大利的青训型归化，青训型归化是一种非常欧洲式的归化体制

三都主式的青训型归化，是中国足球归化事业中还未有过的，同时也侧面反映了日本足球行业工作人员对足球产业发展的耐心以及日本足球青训建设之快——短短十年，就能在连职业足球联赛都没有的社会基础上搭建起科学的青训体系。这是足以令全世界都震惊的。

日本的归化钥匙也可适用中国的归化之锁

有人认为，我国和欧洲国情不同，所以归化政策不能推行，那么日本则是这种说法的反例：他们有跟我们类似的社会形态，但是却推行了十分成功的归化政策。

日本的归化球员大体有三代。以内尔松为代表的第一代归化球员拉开了日本足球“睁眼看世界”的大幕；第二代归化球员中，拉莫斯帮助日本国家队拿到了队史首冠——1992年亚洲杯冠军，吕比须真正帮助日本国足实现了冲出亚洲的伟愿，杀入世界杯正赛，还攻入了队史首球；第三代归化球员三都主帮助日本国足彻底成为亚洲一流，并且同时拿到了队史第二冠——2004年亚洲杯冠军。

日本国足1998年才首次进入世界杯正赛，但此后从未缺席

三代归化都没有花费太多的钱，但是都对日本足球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同样是大规模引进巴西球员，我国的第一代巴西归化球员洛国富、艾克森、阿兰等人基本已经或者濒临退役，不可能再回国家队，针对他们的归化，我国足球界付出了巨大的金钱代价，但是却没有任何成果。我国的第一代无血缘归化球员已经失败了。

我国第一代无血缘归化球员已经失败

再度回望，日本足球无血缘归化政策至少给我们三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归化政策的核心目标一定是国家队成绩有十分明显的提高，这是平息归化争议的唯一办法。

其实日本在施行归化政策的早期，归化政策与我们一样，都不受民间舆论普遍看好，甚至他们的舆论压力更大。据调查，上世纪末，日本球迷对归化的支持度只有20%。但是由于日本归化政策长达20年的成功，日本舆论界基本已经认同了归化政策，如今日本球迷对归化政策的支持率已经超过75%。

足球界有这样一句真理亘古不变：球迷不会讨厌任何为了提高成绩的努力，除非这个努力事倍功半。

中国归化政策必须有短期成绩做背书

其次，我国后续的归化政策如果要推行，坚决不能只看能力，不看心理，一定要重视归化球员对中国的文化认同感。如果文化认同感不强或者职业素养低，即使能力很强，也不能归化。

我们要意识到，归化球员的文化认同感具有双向的利处，一方面，文化认同感高意味着归化球员为国家队出战的忠诚度高，球队对他们的使用更为放心；另一方面，文化认同感高的球员也更容易受到球迷群体的欢迎与包容。

入籍球员要有国家认同感

最后，三都主式的青训型归化体系值得我们当下的足球俱乐部探索，因为这是一种更加具有性价比的归化尝试，他可以以比较小的前期投资，让未来获得一名文化认同感高的归化球员。

现在效力于云南玉昆的奥斯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青训型归化的特点，他只有18岁时，就被延边富德挖掘，进入延边青训体系，先后在延边富德、陕西长安竞技经受了中甲的历练，打出了名气。但是2018年奥斯卡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推行归化政策，延边富德自然也不可能配备一系列的归化型青训的配套方案，所以奥斯卡不太可能成为中国的三都主。

奥斯卡身上有青训型归化的影子，但不是青训型归化

克鲁伊夫曾说，足球是一项简单的运动。可是细究起来，足球又无比的复杂，它看似是一项体育运动，但实际上与社会学、经济学等要素也紧密相关。

对待足球的大问题，我们最好谨慎。日本作为足球领域的后发国家，大量借鉴了欧洲和巴西的经验，结合了自己的国情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足球发展之路。而我们无疑比日本更加后发，我们应该有理由仔细研究前方之路上成功者的成功秘诀，结合我们的国情，找到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然后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参考资料：

[1] 王沂，陈杰，吴佳伟《论世界足坛 “海外移民”球员的社会流动及特征》，《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2] 朱渊FM《30多年前，日本足球是怎么处理 “归化” 问题的？》，腾讯网，2021.12.1

[3] 小中《日本“拉莫斯”的归化故事：历经15个月终入籍…》，体坛周报，2017.9.2

[4] 看透足球《全球产业链深度揭秘：作为“全球雇佣军”集体的巴西归化球员》，，202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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